国医大师朱良春（1917年~2015年）是前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章次公先生早期的入室弟子，堪称是章先生诸多弟子、门人中，在学验传承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医家。特别是治学、学术、诊疗等领域的传承与弘扬，影响遍及国内外。我和朱良春先生相知相识近60年，他长期在江苏南通市业医。我有一位师兄曹向平先生早年在上海的中国医学院毕业后，也长期在南通市从事诊疗、教学工作。曹师兄与朱良春先生有同窗之谊，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临床。回忆上世纪60年代，曹师兄来京参加学术会议时，曾多次向我述及朱良春先生的诊疗特色和业绩，以及他如何受到广大患者及家属的敬仰、赞誉。曹师兄告称：1956年南通市成立了市中医院，卫生局任命朱良春先生担任院长，朱良春倾注全力做好各项工作，医绩斐然，1959年使医院荣获“全国红旗单位”盛誉。
在学术流派方面，朱良春先生和我受孟河医派的影响较大，因为他的老师章次公先生和我的老师秦伯未先生都是孟河医派的领军人物丁甘仁先生的高足。须补充的是朱良春先生在赴沪学习前，曾拜武进孟河学派马惠卿先生为师。在马先生的指导下，熟读经典医著，并襄侍马先生应诊、抄方约一年。嗣后报考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章太炎先生主办），攻读两年又转入上海的中国医学院，在众多的教师中，他有机会较多地接触章次公先生的教学与临证指导，通过勤奋苦学，术业精进。1938年毕业时，有机会拜在章次公先生的门下。章师为朱良春先生亲笔题赠八个大字，即“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这八个字，指导了朱良春先生毕生的治学与诊疗。所以他在数十年医学生涯中，不只是博览群书，毕生诊疗又能突出辨证论治，因为这是中医学术理论体系中必须传承、弘扬的精髓。特别是朱良春先生向我提到章次公先生强调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他重点学习和向同道、后辈学子们传承的重点。这8个字我认为对中医界而言，它是岐黄医学治未病、己病中属于原创思维的亮点。它一定能为国际整体保健、医疗，不断地作出新贡献！
多年来，朱良春先生在重视古今临床文献的基础上，还十分重视民间验方的收集、研究与运用，目的在于提高临床疗效。须着重表述的是，他十分看重中西医临床医学的取长补短，在近代医著中，他很重视清末民初张锡纯先生所撰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他多次来京讲学或参加学术活动，在一次茶话会上他对我说：“几十年来，我受《医学衷中参西录》的学术影响很大，经常运用这本书的治疗方剂予以加减变化，对不少病证都能提高疗效。”对此我也深有同感。我生平研究的重点是中医临床文献，曾多次对学生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中，《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印刷版次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临床医学名著，其著述风格、学术内涵，反映了该书的时代性和实用性。”此外，据我所知，朱良春先生也很重视古代方书的学习、研究，更多的是关于宋代方书的习读，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此书章次公先生曾推荐）、和剂局主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朱良春先生为了有利于读者阅习本草的精粹内涵，他将清初新安医学名家汪昂所编撰的《汤头歌诀》，另编为《汤头歌诀详解》，书中融会了他多年的药用心得和经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很多同道、学友们都知道，朱良春和他的老师章次公先生都擅长用虫类药物治病，在这方面的传承关系十分鲜明，并有所创意、发展，如治疗某些痹证（包括风湿、类风湿、增生性脊柱炎等）的方药组成就有明确的反映。朱良春先生创用了益肾蠲痹丸（其中光是虫类药就有多种），也体现了他在前人基础上深入研究的治学收获。
朱良春先生还十分重视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因为患者去正规医院的检查、诊断（包括化验数据、影像检查等），这对治疗的借鉴参考价值很大，同时他认为中西医不应该互相歧视，因为二者各有所长，对于我们中医工作者，应该多学习古典医籍中的名言和诊疗学术观点，并应加强理解，力求创新应用。从治病的角度，中西医应该优势互补，因为治病救人是中西医共同的心愿，他对中西医诊疗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受章次公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治学影响的生动体现。
中医界的师承与教学，朱良春先生也给我们做出了值得赞颂的榜样。他为老师章次公先生先后整理主编了《章次公医案》和《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并通过撰文向读者推荐章次公先生的学验精华。朱良春本人在实施父传、师教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他的子女如朱又春、朱建华、朱建萍、朱婉华、朱胜华等都是我们中医界的贤达、英才，能较全面、完整地继承朱良春的学术经验，他们或在高校担任教授，或主办了医院、研究所等，同时朱良春在数十年中带教的学生多不胜数，我比较熟悉的如朱步先、何绍奇、曹东义等，其中朱步先长期在南通市，受教于朱良春，学术临床精进，受到中医界的重视。其后中国中医科学院费老开杨教授，当时担任《中医杂志》总编辑，发现这位难得的英才。他建议经卫生部领导批准，将朱步先抽调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先后担任《中医杂志》编辑和副总编辑，其后，又赴英任职，是将中医药文化传播到国外的重要人物之一；何绍奇早年拜朱良春为师，并协助朱良春整理章次公先生的医案，他所学朱良春的学术经验也相当全面系统。其后在1978年，参加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高级中医研究班学习，是全班的奇才、俊彦，结业后留院工作期间，在《中国中医药报》先后发表多篇医论、医话，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曹东义则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所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省中医研究院从事科研、医疗、教学工作，他对朱良春仰慕已久、敬爱有加，欲拜在先生门下。朱良春获悉我和曹东义有师生关系后，十分高兴地收为弟子，使之在学术、临床多方面深受教益。并撰写了多种医著。
我还要向读者和道友们表述的是，朱良春不只是我们医疗战线具有代表性的“上工”。作为一名医生，其职业道德深受同行所赞誉。他为医近80年，倡导“大医精诚，仁心仁术”，为我辈和后人作出了光辉的楷模。回忆与朱良春多年交往、交谈中，他对《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感念殊深。这也是他毕生为医，获得非凡建树的导向航标，永远值得我们深入学习、领会。
朱良春为了展示南通地区中医药发展史和古今的大医风范，他建议筹建“南通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并主动捐款60万元作为辅建资金，现博物馆已开馆。作为古今不断产生的学术流派，朱良春继其老师章次公先生倡导的卓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力求弘扬、发展，实际上已逐步形成现时代的“章朱学派”。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研究团队所创用的青蒿素，就是在传承岐黄文化精粹与“融会新知”相结合的前提下，所产生具有里程碑式的硕果。